海地乱局为何积重难返

□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汪子涵

　　近日，加勒比国家海地的国内治安形势急剧恶化。3月11日，海地过渡政府总理阿里尔·亨利在加勒比共同体领导人紧急会议后宣布将辞职，其领导的过渡政府将在全新过渡总统委员会成立后下台，凸显海地政治危机日益深重。
　　2月29日，海地多个黑帮联手在首都太子港发动系列袭击，其“头目”吉米·谢里齐尔宣称将打击警察部队和政府官员，阻止正在肯尼亚协商国内维和事宜的总理阿里尔·亨利回国，并以发动“导致种族灭绝的内战”威胁其下台。3月2日，黑帮袭击位于首都的海地国家监狱和克鲁瓦-德布凯监狱，致使包括各类重刑犯在内的4000余名囚犯越狱，国内安全形势空前严峻。3日，海地政府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并实施宵禁，试图控局，但黑帮依旧在次日武装发动对主要国际机场控制权的争夺，导致太子港杜桑·卢维杜尔国际机场部分航班暂停，国内混乱升级，事态更趋恶化。阿里尔·亨利于5日返程时被迫降落在美属波多黎各，此后一直滞留境外。
　　海地困局持续已久。2021年7月7日，海地时任总统弗内尔·莫伊兹遇刺身亡，留下权力真空，国内帮派势力此后愈加猖獗。以阿里尔·亨利为首脑的过渡政府接续主政，碍于恶劣安全形势，议会和总统选举一再推迟，国家民主政治陷入漫长停滞。海地是西半球最贫困国家之一，超半数人口常年生活在贫困线下，对外依赖严重，财政负债累累，公共债务总额占其GDP近30%，国民经济难以长足发展。海地黑帮遍地，犯罪激增，军警等国家机器根本无力抗衡。2022年，海地各地约有200个帮派活动，其中半数位于首都太子港，控制了其近80%的地区，已成当地事实上的“权威”。同时，帮派犯罪带来的安全危机催生了诸多民间组织和社会联盟，民众抗议活动、自卫行动高发，激化暴力对抗、地区骚动等各类乱象。
　　海地危机积重难返、长期难解，主要原因有三。一是美西方殖民干预留下大笔“烂账”。海地曾为法国在美洲最富裕殖民地之一，1804年，海地宣布脱离法国独立，但未获法当局承认；1825年，海地同意向法国支付1.5亿法郎的独立“赔偿金”，法才正式承认其独立地位。该赔款使海地背上巨额债务，财政金融长期受法摆布。据美《纽约时报》、海地研究协会等估算，以今日标准计，该赔款保守使海地经济损失约210亿美元，使其后续122年内国家收入的80%都被用来还债，严重破坏了海地的经济积累和金融基础。1915—1934年，美国以“恢复政治稳定”为由占领海地，其间罢免持反美立场的总统和立法机构，纵容暗杀政要、屠戮平民，转移海地财政储备，实行种族隔离、强迫劳动，进一步破坏了海地的政治、经济、法制和安全。此外，1994年和2004年，美曾两度出兵干预海地政权更迭，更加剧了海地局势的不稳定性。
　　二是政治与犯罪之间始终关联深重。海地政治生态恶劣，自独立以来长期受各类独裁政权统治，民主政治根基浅薄，首位民选总统曾在1991年和2004年的两次政变中被废黜。海地历届总统为把控权柄，均在不同程度上招募、纵容、赞助、容忍或忽视活跃在各地的犯罪集团和不法分子，助长国内黑帮坐大。前总统莫伊兹在任期间，政坛倾轧不断、腐败成风，黑帮势力与政、商、军、警等各界紧密勾连、深度渗透党派纷争和国家机器运作。莫伊兹遇刺后，海地国内政治失灵更趋凸显，黑帮势力空前猖獗，不仅屡屡挑衅过渡政府、冲击国家机构，更占据大片土地，在民间树立“实权”，组织性、危害性持续上升，成为破坏国家政治根基的主要力量。海地的政治和安全危机如一体两面，二者密切交织、彼此关联，任何一方都无法孤立地解决。
　　三是国家发展环境脆弱加剧多重风险危机。海地同时位于地质断层带和大西洋飓风路径上，比多数加勒比国家更易受灾。一方面，海地大灾和大乱多相伴相生。2010年，海地首都西南发生7级地震，致约22万居民死亡，150万人流离失所，4000余名囚犯越狱，灾后骚乱长期难平。2021年8月，海地接连受灾，地震、热带风暴及大量次生灾害此起彼伏，时值莫伊兹遇刺不久，国家从此陷入政局混乱和社会崩溃的双重危机。另一方面，脆弱的发展环境使海地经济基础先天薄弱，难以长足发展，无力支持国计民生，黑帮趁民生危困大肆招兵买马，使国内形势更加恶化。海地经济以农业为主，产业单一落后，发展韧性不足，民生多依赖进口，极易受外部环境影响。近年受新冠疫情、俄乌冲突、世界市场波动等影响，经济发展面临空前压力。同时，长期受灾也使海地经济持续消耗、财政入不敷出。2010年地震时，海地灾后重建费用就高达80亿美元，超过其当年GDP总值。
　　2023年10月，联合国已通过海地维和提案，决定由肯尼亚领导多国安全部队赴海地打击帮派、重塑秩序。但由于肯尼亚国内阻力巨大，该部队一直未能成行。就目前来看，海地危机形势严峻、处理棘手，短期内难以破局，长期仍有赖于国际社会协同推进，提供更有效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