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儒学之光

　　连续几年来，尼山圣源书院成了全国乡村儒学的“黄埔军校”，一批又一批的儒学义工讲师从这里走出去，他们就是播种机，他们就是宣传队，他们将乡村儒学的种子撒向全国，遍地生根开花，结出丰硕果实。
　　□ 王筱喻

　　1931年春节刚过，料峭的倒春寒又把鲁中地区拖回寒冬腊月。
　　一大群知识分子模样的陌生人，从天空满是飘浮着煤灰的山东周村火车站下车后，拖着成箱的书籍和各种行李，乘坐马车直奔邹平县城。看他们的穿着，有的长衫礼帽，有的西服革履；听他们说话，南腔北调，都是外地口音。这一大群陌生人的到来，在平静的小县城引起不小的轰动，一时议论纷纷。
　　在这群人中，有一位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他是梁漱溟，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十分服膺他，开口必称“梁先生”。他聘请梁漱溟为“政治高级顾问”，并从省政府先拨款10万大洋，作为梁漱溟在山东的乡村建设经费。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创立之初，梁漱溟亲自主笔写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设立旨趣及办法概要》，以此体现他的办学思想、理念和方法。
　　梁漱溟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引来一大批知名教授参与。正当他醉心于热火朝天的实验之际，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枪声响起，三个月后，日本的侵略步伐已入山东，韩复榘为保实力无心抗战，步步败退，梁漱溟和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同事们被迫撤离。
　　一抹乡村建设的冥冥曙光就这样与历史擦肩而过。
乡村儒家教育几近缺失
　　私塾在我国源远流长，私塾类的民间教学机构西汉时已经出现，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学凋敝，民间私塾反而有长足发展。唐代以后，科举制度的逐步成熟，给予民间私塾以新的推动力量，至明清而步入全盛。
　　依据“童蒙养正”的古训，私塾教学首先以“三、百、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为传统蒙学教材培养孩子的人文基础和人生礼仪。然后，殷实人家的子弟继续诵读四书五经，为科举考试作准备。私塾教育本质是修身做人的教育。
　　自晚清遭遇上那场西洋风后，国家以行政手段废除了一千多年的学统，一夜之间私塾和书院被废。新学堂的兴建却并没有带来预想中的效果。梁漱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已经作过深入的调查与反思，他认为，新式学堂只是学来了西方学校的形式，即培养孩子的个性和创造精神，但它同时也丢弃了儒家教育的优长，即人格养成和性情教育。
　　家庭伦理的根本在孝道。《论语》上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由于家教文化体系的解构，家庭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问题。
　　比如农村有些地方出现的“老人房”。儿女一结婚，老人就要搬离出来，搬到一个又矮又小的房子里，单独在那儿生活，居住条件差自不待说，更重要的是大多数老人离儿女们很远，如果老人突发疾病，后果不堪设想，有的甚至去报丧时，连老人几点去世都说不清楚。
　　一个炎热的夏天，一对夫妇正在挥汗如雨建房子，5岁的孩子在一旁喊饿，闹着回家吃饭，母亲训斥道：“你就知道饿，还不到十一点半呢！没看见我和你爸爸正在盖房子吗？”孩子问：“妈妈，我们不是有房子吗？为什么还要盖新的？”妈妈说：“孩子，没看见你爷爷奶奶吗？他们年纪大了，又聋又脏，还常生病，以后就放到这里来，让他们自己住，咱们好省心！”这其实就是常说的“老人房”。那孩子一听就明白了，说：“妈妈，我不饿了，你们好好盖吧，盖结实一些。”妈妈问：“盖这么结实干吗？”儿子回答：“等你们老了，我把你们也送过来”。
　　孩子的回答让他的妈妈心惊肉跳。儒家虽然不讲报应，但正如《孟子》所言：“戒之戒之，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那些不孝敬老人者，已经为他们的子女树立了最好的反面教材，他们的一切行为，将来都可能会反作用到他们自己身上。

“赵法生们”纷至沓来
　　当时他还是尼山圣源书院的秘书长，现在已经是常务副院长了。
　　他叫赵法生，中等个头，两眼依旧炯炯有神，只是头发愈显稀疏，手里始终提着那个装有笔记本电脑和资料的沉甸甸的大包。同气相求，赵法生读研究生时就曾致力研究过梁漱溟先生。但与梁漱溟不同的是，赵法生祖祖辈辈都是地道的农民。他出生于山东青州偏远的山区乡村，当年高考时却摘取了县里的文科状元。山东大学毕业后，先后做过党政干部、大学老师、企业高管，现任职中国社会科学院儒学中心。山区农民的基因在他身上一直凸显不消，他经常自嘲是农民“打工仔”。在他的骨子里和感情深处，始终和农民同息共命，处处散发着如孔老夫子那般仁者爱人的温暖。
　　2012年，他走马上任尼山圣源书院秘书长，秉承牟钟鉴、王殿卿、刘示范、张践、颜炳罡等老专家关于书院要服务于当地的旨意，于书院驻地北东野村一个外场上，在书院副秘书长陈洪夫的协同下，赵法生第一次正式亮相。他声情并茂，从孝道讲到仁爱，从仁爱讲到人生，像说书一样向现场群众开讲儒学第一课，在不经意之中拉开了山东乡村儒学教育大幕的一角。
　　尼山脚下沂河北岸的北东野村，历史上虽然没与孔老夫子有直接渊源，但也是个非常古老的村落。或许横在南北东野村中间的沂河见证了孔子的前世与今生，或许东野家族和孔氏家族历史上有过什么恩恩怨怨，多少年来东野人对老夫子的感情总让人觉得微妙复杂。在这老夫子诞生的地方，懂儒学的人微乎其微，虽是儒家文化的圣地，但不孝不敬者大有人在，不知礼仪者随处所见。
　　村支部书记庞德海，当过多年兵，一身的正气。庞德海在村里不贪不占，腰杆子硬气，他要在哪里跺跺脚，全村差不多就得哆嗦。
　　书院在他们村的地头上一夜之间耸立起来，天南海北、国内国外呼啦啦来了这么多有学问的人，东野村人几辈子也没碰到过。
　　2013年1月16日，经过一番简单筹备，赵法生与陈洪夫等商量，决定从孝道开始，就在书院二楼会议室，乡村儒学讲堂正式开讲，没想到来的人太多，熙熙攘攘地把会议室全占满了。老头儿老太太、扶老携幼的、身体不好的、瘸的崴的都有；孝顺的来了，有些平时不怎么孝顺公婆的媳妇也来了，而且抱着孩子来了。她们尽管在孝敬公婆父母上做得无可称道，却真心希望孩子长大了能够孝顺自己，可见，儒家的孝悌仁爱，真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赵法生从古讲到今，从远讲到近。既有以孝扬名千秋的古代先贤，也有不孝不敬遗臭四方的害群之马。讲得声情并茂，激情四射。赵法生讲课从不在讲堂正襟危坐，一直站着，或走在乡亲们中间，和蔼可亲，感情真挚，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亲和力。好几位老人听着听着就不知不觉掉下泪来，有的老人回家后还在哭，问他什么也不说，只是哭个不停……
　　半个月后，第二次乡村儒学讲堂来的人更多，不仅所在地北东野村的来了，周边夫子洞村、周庄的都来了不少。有一位患偏瘫的老人也来了，自己上不去楼梯，被几个小青年费了牛劲才架了进去。就这样，三次孝道讲座下来，已很快将人气聚了起来。
　　触目的现实激励着赵法生，这一年他跑了二十多趟乡村儒学讲堂，光路费就花去一万多元。这还不说，赵法生还从自己腰包掏了五千元为村民印制《弟子规》。白天他主持讲堂，晚上与陈洪夫等召集各村的学习骨干开会，研究分析发展方向。村里的老百姓都与他有了深厚的感情，都亲切地喊他“赵夫子”，谁家有个啥难处，哪处有个什么事，他都知道得一清二楚，记得明明白白。
　　村里有位庞大爷已经八十多岁了，耳聋眼花有些糊涂，住在一间摇摇欲坠的破房子里，他没有后代，过继了一个侄子。这个侄子拥有七八辆汽车跑运输，一年能挣百八十万，可就是不大孝顺老人家，不仅不给老人家钱花，还将老人每月六十元的养老金扣出四十元，只给老人二十元。听说老人家有一次下地干活，晕倒在庄稼地里，第二天被发现后才送到医院，医院说不好治了。结果回家后身体却慢慢恢复了过来，命大的老汉十分激愤，逢人就说他这悲惨的故事。
　　一天吃过晚饭后，赵法生和陈洪夫来到了庞大爷家里。二人敲门时，发现屋里黑漆漆的，原来老人家正在看一台黑白电视，所以就将屋里的灯也关了。老人家认出他们之后十分高兴，一遍遍地表示感谢，说他的侄子自从进了儒学堂，对他一天比一天好了，钱也够花了……
　　学习《弟子规》半年后，为了检验学习成绩，村里组织了一次有奖背诵比赛，村民们参与的热情超出预料。在颁发学习积极分子奖时，发生了一个小插曲。主持人念了五个积极分子的名字，结果走上来六个人领奖，原来村里两个大娘的名字重复，因为教室里挤满了人，加之奖品足够有余，在有些混乱的热闹中便将五个发成了六个。可是，活动结束之后，村民不干了，纷纷质问她怎么也成了模范，并要求将奖品收回。原来，这两位重名的大娘，一位确实是孝道模范，另一位则碰巧是不孝的“模范”，后者不但不赡养公婆，甚至连自己的公爹去世都不出来送殡。满怀仁慈的“赵法生们”经过商量，最终没有将错发的奖品收回，希望这个错发的奖品能够歪打正着，敲开一个曾经不孝的媳妇的心灵。果不其然，在学者们的感化下，在村民的舆论压力下，这个曾经有些过失的媳妇，自此后像变了个人似的，让人们刮目相看了。

乡村儒学须输血式急救
　　我的故乡在鲁中地区一条石河旁，村名叫王家老庄。顾名思义，这儿肯定是王家的发祥地。称其为老，倒也名副其实，村里除了有数百年的王氏祠堂、关帝庙、菩萨殿、进士楼等古建筑，儿时给我印象最深的莫过于村里那闻名遐迩的诸多古树了。
　　农村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蓄水池。大凡整个农村，除了私塾学堂以外，家里有中堂，村里有祠堂。过去一个家庭必有堂屋，这些都是教化的场所，进去之后，会让人产生敬畏。堂屋里悬挂着写有儒家核心价值观的中堂和对联，还有八仙桌和让人正襟危坐的太师椅，这些都是让人懂得规矩的摆设。
　　一个村会有宗族祠堂，里面摆放着列祖列宗的牌位，供人们按时祭祀，它既是慎终追远的物质载体，也是儒家教化的体系。一切人生礼仪，像冠礼、婚礼、丧礼、祭礼都是以祠堂为中心来进行的。
　　农村还有民间道堂，几乎所有村庄都有土地庙、关帝庙、观音庙、五道庙等，这些场所是学堂和祠堂很好的补充，这些道堂多与传统文化中的劝善思想相关，既能安顿生命又能劝善惩恶，使人们有所敬畏。遗憾的是，这些曾被当作封建迷信铲除殆尽，于是就使得有些人觉得人生陷入了无意义的空白之中，活着不知道有什么价值，死后也不知去向，一片飘忽虚无……
　　赵法生把这种现象叫作儒学的魂不附体，农村已经失去儒家思想的任何载体，把几千年培植起来的赖以生存的精神文化之根拔掉了。
　　北东野村里有一处长年闲置的废弃的学校，院内断壁残垣，杂草丛生，院外冷冷清清，死气沉沉，只有两棵白杨树孤零零地向外东张西望着。赵法生、陈洪夫他们一有空就来这里转悠、抚摸、思索，浮想联翩……
　　赵法生清楚地意识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乡土文明的重建需要提升公共性，通过三堂合一的文化功能，将讲堂、祭祖和地方性神灵祭祀集合为一个公共性的文化空间，使传统三堂文化功能加以整合提升，成为具有现代性的乡村教化中心，完成社会基层教化体系的重构。
　　2015年，赵法生为了在北东野村建立一个儒学教化体系的样板，煞费苦心从北京动员一个老板捐助30万元，经过精心设计，就在这旧学校的基础上建起了一座三大间的综合祠堂，一个能容纳200人的讲堂，还建了一座古色古香的孔庙。三堂合一的重建，使村民再度与圣人同在，与祖先同在，与数千年来保佑着乡民的民间信仰的神灵同在，荒芜的精神家园因此得以复兴，孤独的心灵得以有所安顿，不再流浪。
　　很快，在圣水域镇共建了七个村级儒学讲堂，还在县城建立了一处儒学乡镇法庭，专门有儒学的伦理律师来调解邻里或家庭的矛盾纠纷。有了场所，乡村儒学讲堂形成一套常态化的学习制度，每半月学习一次。中国古代乡村儒学会讲，是初一和十五，这里是每个月的中间和最后一个周的周六，乡村儒学讲堂是村民学习儒学的场所，也是他们自己的公共空间，是一个可以相互倾诉交流的地方。
　　这一番输血式急救，使孔老夫子游荡的幽魂与其根实现了有效对接，人们的精神有了依托，得到了慰藉。
　　“老者安之，少者怀之”。在他们的指导下，村里又一鼓作气成立了两大组织，一个叫安怀慈善基金会，一个叫老人互助会。庞德海和退休老教师朱伯谊分别担任会长，已经接收书院和社会上一些学者慈善家及本村农民的捐款。每到年底，他们会对八十岁以上老人给予一定的补贴，对七十岁以上有困难的老人酌情补助。同时还对上不起学的孩子给予物质支持，让每一个孩子少有所学，少有所养。

将乡村儒学之火燎原四方
　　尼山圣源书院二楼有个最常用的讲堂叫“里仁厅”。
　　2018年11月11日，国际儒学联合会推广专业委员会与尼山圣源书院联合在这里召开中国乡村儒学经验交流研讨会，里仁厅迎来了十几个省（区）市的乡村儒学代表。
　　连续几年来，尼山圣源书院急乡村儒学之所急，想乡村儒学之所想，及时召集全国各地的乡村儒学义工讲师举办培训班，这里一时成了全国乡村儒学的“黄埔军校”，一批又一批的儒学义工讲师从这里走出去，他们就是播种机，他们就是宣传队，他们将乡村儒学的种子撒向全国，遍地生根开花，结出丰硕果实。
　　如今各路兵马集聚，就是一次乡村儒学繁华硕果的大检阅。
　　参会的学者代表、新乡绅代表、儒学讲堂义工代表纷纷上台分享他们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会议轮流主持、点评意见任人发表，既气氛热烈又严肃认真。
　　——颜炳罡风尘仆仆上台专讲：章丘三德范古村茂新范。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颜炳罡一大早从济南驾车风尘仆仆地赶来。他的演讲中关于章丘三德范2016年开讲乡村儒学以来的内容让人特别振奋。
　　三德范古村位于济南市章丘文祖镇，它古迹众多、不解之谜众多。号称为“智、义、勇”的三德范村不但历史悠久，而且村里也出了不少奇人奇事。2015年，颜炳罡偶然间在中央电视台的《记住乡愁》节目中看到三德范的历史和现状，一时怦然心动，第二天一个人自驾车跑到了三德范考察，并立马开办起了儒学讲堂。
　　村里上至耄耋之年的老人，下至十几岁的孩子都慕名而来，共有一千五百多人参加听讲。每次他都先和学员们统一起立整束衣冠，庄重地向孔子像行祭拜礼。
　　三德范村依托儒学讲堂，在儒学专家指导下，设立了民间传统文化研讨会。多才多艺的村民宋继东是首任会长。为了全心全意做好儒学的传播，宋继东关闭了在镇上开的书画社。他说：“我就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但我知道，弘扬传统文化是我们三德范村的传统。”
　　就在同年，颜炳罡经群众广泛投票，获得“感动章丘十大先模人物”第一名。
　　——青州千年书院的义工小团队也铿锵走上来了。
　　建于北宋仁宗年间的青州“松林书院”，作为古代一处治学、教育胜地，哺育名儒的摇篮，备受历代朝野人士的青睐。新中国成立后，为山东省立青州中学。赵法生就是从这个学校走出来的。少年的他每周步行八十里路来这里读书。
　　在近年来的儒学大潮下，赵法生又回到母校，着手恢复成立松林书院，并带领一批书院义工，自2015年新春伊始，开始开办面向乡村的“弟子规与家庭教育讲座”。每周日上午举行，开头若干场，赵法生都是雷打不动地坚持授课，一直持续了半年之久。后来，他们又走出去，送儒学下乡。
　　第一次走出去是2016年秋天的一个上午。他们走进青州西南山区的后黄马村，刚进村就听到震天的锣鼓声响，村民的秧歌大鼓给乡村儒学注入了淳朴的生机活力。书院义工、没上多少学但已是二十岁孩子妈妈的仉振清，她向这儿的村民现身说法，讲自己如何把“媳妇道”行得到位，得到了婆婆的信任、理解和支持，也得到了丈夫的疼爱。她的家庭和谐，教育有方、得当，培养的儿子在新西兰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为国争光，引起了父老乡亲的巨大触动，也让后黄马村民心里产生了层层涟漪。
　　他们走访困难户，看到山区缺医少药，又触动了赵法生他们的仁慈之心。于是立马组织医务工作者义诊，时值三秋大忙期间，前来问医求药的络绎不绝，熙熙攘攘，男女老少不下百人。趁此机会，伴随一阵秋雨，书院义工又见缝插针地给村民上了一节孝道课，真是春风化雨，润物无声。
　　——河南省“十大扶贫人物”之一，来自扶贫第一线的宋瑞女士从容自信地走了上来。
　　2012年10月，一辆拉着锅碗瓢盆行李卷的车子开进了村，国家统计局河南调查总队的宋瑞带着“驻村第一书记”的头衔在这里扎下了根，四年之后，小村庄变了大模样。
　　这里是河南息县路口乡弯柳树村，原来是一个经济社会发展比较滞后的地方，群众想富裕的愿望非常强烈，可一直没有门路。
　　驻村不久，宋瑞请来了调查总队的领导进村慰问。慰问结束，他们却被村民们堵在了村口。“俺家也贫困，怎么不去俺家慰问？”村民们七嘴八舌的质疑让宋瑞初识村里的民风之悍。
　　2013年，上级下发四十万元科技扶贫资金，而村民的反应却使宋瑞傻眼了。
　　“给俺们钱可以，让俺们种、让俺们养殖，俺们可不会！要是非要让俺们种，这钱俺们不领了。”
　　给钱都不要，这该咋办？
　　脱掉高跟鞋，放下咖啡杯，穿上“劳动服”，来到了弯柳树，“小资”的宋瑞迅速变“土”了。
　　接到驻村任务之前，宋瑞刚刚得知父亲得了癌症，病床前老父亲握着宋瑞的手说：“我老了，干不动了，你去吧，家里有弟弟、弟媳。但是你得牢记，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
　　为老百姓做事，要坐得住、沉得下，听得懂老百姓的心声。为此，宋瑞把“家”安在了弯柳树村村委院内的一间小屋里。
　　从2013年年底，宋瑞一改过去单纯依靠输血只能解决一时之难的惯性思维模式，重在扶心扶志，开始着手组织村民们学习“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人之八德，在弯柳树村营造传统文化氛围。
　　2014年，宋瑞和驻村志愿者发动息县企业家捐资30万元，建起了息县第一个村级道德讲堂，通过讲解“媳妇道”“婆婆道”“丈夫道”“儿女道”，村民由最初的不解、抵触，到后来的积极参与、争相到村道德讲堂听课占座，文化氛围渐渐形成。第二年8月底，由“中华孝心示范村工程”组委会授牌，弯柳树村成为全国第十七个、河南省第一个“孝心示范村”。
　　随即，村里组织村民把家中空闲房间改造成“孝爱客房”，接待游客吃住，带动农民增收。
　　“赵法生们”试图把仁、义、道、德等古老的关键词揉成泥、烧成砖、砌成墙、建高楼，搭建乡村精神家园的结构主体；他们又像勤奋的泥瓦匠，试图用新仁学的泥浆抹平人世间的贫富、贵贱、美丑、智愚、善恶的砖缝。
　　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乡村儒学通过传统文化反哺儒学故土，唤醒文化自信，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有力支持。五年时间，仅山东省的“乡村儒学”讲堂就达到9200多个，举办各类活动逾4万场次，已惠及山东各个地市，参与群众超500万人次，儒家文明蔚然成风。
　　从北东野村抬头望去，巍峨的尼山横亘眼前，沂河从它的山脚下静静流过。当年，孔子在这里登山临水，曾发出“逝者如斯夫”的历史感叹。当年的观景台遗址依然还在，可是沂河之水从那一声动人的感叹以来又流淌了两千五百多年。乡村儒学建设不是要回到古代，而是要让孔子穿越时空走进现代。优秀儒家文化与民主法治的有机结合，将不但是孔子的重光，而且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又一次浴火重生、凤凰涅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