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人物·中国新闻名专栏
记者眼里的王伯祥
2023-03-17
作者:
来源:
大众日报

□ 本报记者 逄春阶
王伯祥去世了,我感到很惋惜。十几年来,我多次采访过他,他在我心目中是有个性,有独特见解的好人、好官、好党员。有位寿光干部写过一首散文诗《你是一棵树》,其中有两句:“看到杨树一行行,想起当年王伯祥。”
王伯祥确实是一棵扎根沃土的大树。
“你是王伯祥吗?”
2009年6月的一天,我们来到王伯祥家,采访了他的老伴侯爱英。我们请王伯祥回避。
采访开始,侯爱英不说话,一直低着头,抬起头的时候,却是一脸泪水:“他当县委书记时从来不知道家。俺明白,他难啊,别人都瞅着他。他也不是没有感情,那时他忙,早出晚归,见不上孩子,经常半夜回来,想孩子了,他就拉开电灯,一个个瞅瞅。”
王伯祥爱孩子,但在孩子眼里,他却是位严父。记得那天在王家采访,我注意到一个细节。一开始我跟他的大儿子在楼下客厅聊天,他大儿子很放松地歪靠在沙发上,东一句西一句地聊。他说他爸爸很傻,光知道干活。忽听到楼上的脚步响,只见他大儿子立即正襟危坐,两手放在膝盖上。闻听父亲的脚步声,当儿子的都紧张。家教之严,可见一斑。
说起跟着王伯祥受的“委屈”,侯爱英忍不住又抹起眼泪。王伯祥这个人很执拗,刚当上县委书记不久,一个亲戚来看望,拿了两个西瓜,王伯祥不让进门,争来争去,把西瓜掉地下摔碎了。亲戚说:“不就是俩西瓜吗?至于这样!”王伯祥毫不让步:“知道的,人家理解,不知道的,还以为是走后门的呢。”亲戚觉得王伯祥不通情理,气愤地离去。还有一次,下来了新蒜薹,有个老同事给他家送了两把,王伯祥知道后,漫着墙头把蒜薹给撇出去了。他从心里很烦这一套,他有个口头禅:“有事到办公室说,拉拉扯扯,这是搞得啥!”
王伯祥在任时,没有闲暇,退下来后偶尔陪着家人散散步。侯爱英记得,有一个傍晚,她和王伯祥领着小孙女在潍坊的东苑公园逛。有两个人从王伯祥身边经过,其中一个说,这人长得怎么这么像王伯祥呢,说完,转过头来就问:“你是王伯祥吗?”王伯祥摇头说:“不是,不是。”那人说:“王伯祥可是个好书记,给寿光做了不少好事啊。”侯爱英看到王伯祥低着头,笑眯眯地牵着小孙女走了。
这应该是王伯祥的幸福时刻。
王伯祥的“经济学”
大众日报高级记者许学芳与王伯祥相识多年,在1991年就专门写过关于王伯祥的长篇通讯《焦裕禄精神在这里闪光》。记录的是王伯祥作为县委书记发扬焦裕禄精神,密切联系群众的事迹。稿子发表后,引起很大反响。
为纪念改革开放30年,我们策划了一个老书记(王伯祥)和老记者(许学芳)的对话。在一个漫天飘雪的日子,我、宋学宝、卞文超三个同事陪许学芳老师和王伯祥书记在潍坊见面了。说起改革开放的30年和未来30年,两人禁不住热血沸腾,连听者也为之动容。有段对话,是这样的——
许学芳:20世纪90年代,中国青年报记者刘健来采访你,来之前,跟我议论你。他问我,你怎么看王伯祥啊?我说,中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得研究让谁赚钱的问题。让多数人赚钱,让老百姓赚钱,这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寿光那时候发展,南部适宜种菜,就给南部的菜农建一个大市场;中部适宜种棉,就帮中部的农民改碱种棉;北部靠海适宜晒盐、养虾,就发动全县人民建拦潮大坝,帮这里的农民发展晒盐和水产养殖。全县所有农民发财的路子都给他们盘算到了,让他们有活干、有钱赚,这就是咱们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了!
王伯祥:你说的这个事儿,很准确。
许学芳:我是从你那儿受的启发。
王伯祥:你说那个时候,咱也不懂什么经济学。就一个想法,就是怎样让全县100万人尽快富起来,多挣钱。叫我干县委书记嘛,我就是一心一意地打谱儿,不光老百姓要富,县里也要富;所以寿光的特点,就是非常均衡地富。工人富,农民也富;老百姓富,县里也富。富到什么程度?有的村一个胡同里一年就可以买五六辆小轿车。寿光人富了,咱也有成就感、满足感、幸福感了。我上寿光北边去,看到有饭店招牌上写“伯祥饭店”。
许学芳:哎呀,这是老百姓啊!这个奖励太高了。
3月14日中午,闻听王伯祥去世,许学芳老师心情沉重。他说:“一个心里装着老百姓的官员,要搞市场经济,就是为老百姓着想。王伯祥的‘经济学’,实实在在,不是书本上学来的,是干出来的。他是有立场的。他搞得成功,成功在这里。没有为民之心,什么经也白搭。”
利用政治优势为民造福
王伯祥在寿光当了五年县委书记,是最累的五年,恰恰也是他最开心最得意的五年。作为共产党人,作为共产党的干部,为老百姓办事儿,把事儿办漂亮了,是很得意的,不管是当县委书记、市长。
还是那次对话——
许学芳说:“共产党的政治优势,就是说话管用,你说的,你就这么办了。在有的国家不是说到就能办到。我们就该充分利用这种优势,为老百姓办实事,办好事。”
王伯祥说:“你说的这个共产党有政治优势这一条,也是比较准确。发挥政治优势,我觉得首先要以身作则,你要让别人正,自己得先正。你自己正了,再去用人,用跟你想法一致一心为公的人。我那时候搞寿北开发,在工棚里住了43天。我在那住着,乡镇党委书记也没有一个敢回来的,党支部书记也都在那住,如果我不在那住着,乡镇党委书记就走了,党支部书记也就不在那住了,党支部书记一走,民工怎么干就不知道了。你就搞不成了。”
许学芳说:“这政治优势是带头才有优势,廉洁才有优势,公正才有优势。利用政治优势,去买官卖官,那就是走向反面了。”
我还采访过寿光的老县长姜洪佩,谈起老搭档王伯祥,老县长充满感情:“我们一起共事的那段经历终生难忘。县委、县政府一班人团结得像一个人,都在谋划着干事,而伯祥同志是最好的班长。”
一个“工作狂”带出一群“工作狂”,这群“工作狂”是在造福老百姓。他们把党的政治优势发挥到了最大值。
“县这一级是重要的”
在那次王伯祥与许学芳对谈中,我印象深刻的是,王伯祥对县委书记这一岗位的重视。
王伯祥说:“郡县治,天下安。县一级承上启下。一个县的工作要想做好,这个县委书记太重要了。对整个国家来讲,县这一级是重要的。选拔县委书记很重要。”
顿了顿,他又说:“咱也没听说哪个县委书记因为干不好被免了的,都是失职、渎职、出了事才被免的。你没有作为,你干得不好,大家伙对你有意见,把你免了去,我看也未尝不可。这些机制都得研究。加强选拔县委书记,选上来之后,加强培训。”
“千万别拔高”
2009年,王伯祥被评定为全国重大典型,省里组成先进事迹报告团,我参与了报告团演讲稿的起草,反反复复几次修改,又多次跟王伯祥接触,有时跟他一起吃工作餐。他吃饭很快,我们才吃了一半,他就抹抹嘴,等着我们了。
说起吃饭快的事儿,寿光原副县长李福明在采访时说:“我记得他吃早饭都是站着,喝一碗汤,吃个鸡蛋,抹抹嘴就走。他吃鸡蛋时恨不得不剥皮就往下吞,急火火的样子。我们那时的工作作风几乎都是那样。我当副县长期间,累就累在争取资金和项目上,当时看准了上好的工业项目发展经济。晨鸣造纸厂当时上新设备,我们去西安待了7天7夜。病了,难受也是硬挺着,陪着人家喝酒。到邹城跑项目,我们几个人到青州坐火车,在露天广场铺着塑料布睡到半夜才坐上火车,上火车后又一直站几个小时才到。那时的干部都这样。”我记得王伯祥的老伴侯爱英也说过:“老王吃饭快!有时菜还没上全,他就说饱了。”
为了达到宣讲要求,我们一次又一次找王伯祥了解情况,我们都不好意思了,他更觉得不好意思。有一次看了我们的稿子,他笑着说:“千万别拔高,我就是在任的时候,给老百姓办了点儿好事。其他的,真的没有什么。”
有关部门准备以他为原型拍电影,他不同意。“不搞那些虚的!”后来宣传部门反复跟他说,不是他个人的事,把他的事迹宣传出去,可以教育更多干部。他最后勉强同意了。但对剧本中的虚构情节,他很反感,他说拍什么也得实事求是,不能胡编。
记得2008年年底那次王伯祥和许学芳对话结束时,展望未来30年。王伯祥说:“经济发展了,我们有能力保障所有人的小康水平,在这个基础上,继续鼓励有本事的人获取更多财富。缩小贫富差距,不是把高的拉下来,而是要把低的往上扶。把顶上的往下压,不是办法,那不是公正,也不和谐。再有30年,有中央领着,咱们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就完全能够实现共同富裕。”
许学芳说:“到那时,咱可都90多岁了!”
王伯祥哈哈大笑:“那咱就好好活!等到那一天。”
那次精彩的对话,至今历历在目。很遗憾,王伯祥过早地离开了我们。我怀念他。愿他安息。
王伯祥去世了,我感到很惋惜。十几年来,我多次采访过他,他在我心目中是有个性,有独特见解的好人、好官、好党员。有位寿光干部写过一首散文诗《你是一棵树》,其中有两句:“看到杨树一行行,想起当年王伯祥。”
王伯祥确实是一棵扎根沃土的大树。
“你是王伯祥吗?”
2009年6月的一天,我们来到王伯祥家,采访了他的老伴侯爱英。我们请王伯祥回避。
采访开始,侯爱英不说话,一直低着头,抬起头的时候,却是一脸泪水:“他当县委书记时从来不知道家。俺明白,他难啊,别人都瞅着他。他也不是没有感情,那时他忙,早出晚归,见不上孩子,经常半夜回来,想孩子了,他就拉开电灯,一个个瞅瞅。”
王伯祥爱孩子,但在孩子眼里,他却是位严父。记得那天在王家采访,我注意到一个细节。一开始我跟他的大儿子在楼下客厅聊天,他大儿子很放松地歪靠在沙发上,东一句西一句地聊。他说他爸爸很傻,光知道干活。忽听到楼上的脚步响,只见他大儿子立即正襟危坐,两手放在膝盖上。闻听父亲的脚步声,当儿子的都紧张。家教之严,可见一斑。
说起跟着王伯祥受的“委屈”,侯爱英忍不住又抹起眼泪。王伯祥这个人很执拗,刚当上县委书记不久,一个亲戚来看望,拿了两个西瓜,王伯祥不让进门,争来争去,把西瓜掉地下摔碎了。亲戚说:“不就是俩西瓜吗?至于这样!”王伯祥毫不让步:“知道的,人家理解,不知道的,还以为是走后门的呢。”亲戚觉得王伯祥不通情理,气愤地离去。还有一次,下来了新蒜薹,有个老同事给他家送了两把,王伯祥知道后,漫着墙头把蒜薹给撇出去了。他从心里很烦这一套,他有个口头禅:“有事到办公室说,拉拉扯扯,这是搞得啥!”
王伯祥在任时,没有闲暇,退下来后偶尔陪着家人散散步。侯爱英记得,有一个傍晚,她和王伯祥领着小孙女在潍坊的东苑公园逛。有两个人从王伯祥身边经过,其中一个说,这人长得怎么这么像王伯祥呢,说完,转过头来就问:“你是王伯祥吗?”王伯祥摇头说:“不是,不是。”那人说:“王伯祥可是个好书记,给寿光做了不少好事啊。”侯爱英看到王伯祥低着头,笑眯眯地牵着小孙女走了。
这应该是王伯祥的幸福时刻。
王伯祥的“经济学”
大众日报高级记者许学芳与王伯祥相识多年,在1991年就专门写过关于王伯祥的长篇通讯《焦裕禄精神在这里闪光》。记录的是王伯祥作为县委书记发扬焦裕禄精神,密切联系群众的事迹。稿子发表后,引起很大反响。
为纪念改革开放30年,我们策划了一个老书记(王伯祥)和老记者(许学芳)的对话。在一个漫天飘雪的日子,我、宋学宝、卞文超三个同事陪许学芳老师和王伯祥书记在潍坊见面了。说起改革开放的30年和未来30年,两人禁不住热血沸腾,连听者也为之动容。有段对话,是这样的——
许学芳:20世纪90年代,中国青年报记者刘健来采访你,来之前,跟我议论你。他问我,你怎么看王伯祥啊?我说,中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得研究让谁赚钱的问题。让多数人赚钱,让老百姓赚钱,这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寿光那时候发展,南部适宜种菜,就给南部的菜农建一个大市场;中部适宜种棉,就帮中部的农民改碱种棉;北部靠海适宜晒盐、养虾,就发动全县人民建拦潮大坝,帮这里的农民发展晒盐和水产养殖。全县所有农民发财的路子都给他们盘算到了,让他们有活干、有钱赚,这就是咱们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了!
王伯祥:你说的这个事儿,很准确。
许学芳:我是从你那儿受的启发。
王伯祥:你说那个时候,咱也不懂什么经济学。就一个想法,就是怎样让全县100万人尽快富起来,多挣钱。叫我干县委书记嘛,我就是一心一意地打谱儿,不光老百姓要富,县里也要富;所以寿光的特点,就是非常均衡地富。工人富,农民也富;老百姓富,县里也富。富到什么程度?有的村一个胡同里一年就可以买五六辆小轿车。寿光人富了,咱也有成就感、满足感、幸福感了。我上寿光北边去,看到有饭店招牌上写“伯祥饭店”。
许学芳:哎呀,这是老百姓啊!这个奖励太高了。
3月14日中午,闻听王伯祥去世,许学芳老师心情沉重。他说:“一个心里装着老百姓的官员,要搞市场经济,就是为老百姓着想。王伯祥的‘经济学’,实实在在,不是书本上学来的,是干出来的。他是有立场的。他搞得成功,成功在这里。没有为民之心,什么经也白搭。”
利用政治优势为民造福
王伯祥在寿光当了五年县委书记,是最累的五年,恰恰也是他最开心最得意的五年。作为共产党人,作为共产党的干部,为老百姓办事儿,把事儿办漂亮了,是很得意的,不管是当县委书记、市长。
还是那次对话——
许学芳说:“共产党的政治优势,就是说话管用,你说的,你就这么办了。在有的国家不是说到就能办到。我们就该充分利用这种优势,为老百姓办实事,办好事。”
王伯祥说:“你说的这个共产党有政治优势这一条,也是比较准确。发挥政治优势,我觉得首先要以身作则,你要让别人正,自己得先正。你自己正了,再去用人,用跟你想法一致一心为公的人。我那时候搞寿北开发,在工棚里住了43天。我在那住着,乡镇党委书记也没有一个敢回来的,党支部书记也都在那住,如果我不在那住着,乡镇党委书记就走了,党支部书记也就不在那住了,党支部书记一走,民工怎么干就不知道了。你就搞不成了。”
许学芳说:“这政治优势是带头才有优势,廉洁才有优势,公正才有优势。利用政治优势,去买官卖官,那就是走向反面了。”
我还采访过寿光的老县长姜洪佩,谈起老搭档王伯祥,老县长充满感情:“我们一起共事的那段经历终生难忘。县委、县政府一班人团结得像一个人,都在谋划着干事,而伯祥同志是最好的班长。”
一个“工作狂”带出一群“工作狂”,这群“工作狂”是在造福老百姓。他们把党的政治优势发挥到了最大值。
“县这一级是重要的”
在那次王伯祥与许学芳对谈中,我印象深刻的是,王伯祥对县委书记这一岗位的重视。
王伯祥说:“郡县治,天下安。县一级承上启下。一个县的工作要想做好,这个县委书记太重要了。对整个国家来讲,县这一级是重要的。选拔县委书记很重要。”
顿了顿,他又说:“咱也没听说哪个县委书记因为干不好被免了的,都是失职、渎职、出了事才被免的。你没有作为,你干得不好,大家伙对你有意见,把你免了去,我看也未尝不可。这些机制都得研究。加强选拔县委书记,选上来之后,加强培训。”
“千万别拔高”
2009年,王伯祥被评定为全国重大典型,省里组成先进事迹报告团,我参与了报告团演讲稿的起草,反反复复几次修改,又多次跟王伯祥接触,有时跟他一起吃工作餐。他吃饭很快,我们才吃了一半,他就抹抹嘴,等着我们了。
说起吃饭快的事儿,寿光原副县长李福明在采访时说:“我记得他吃早饭都是站着,喝一碗汤,吃个鸡蛋,抹抹嘴就走。他吃鸡蛋时恨不得不剥皮就往下吞,急火火的样子。我们那时的工作作风几乎都是那样。我当副县长期间,累就累在争取资金和项目上,当时看准了上好的工业项目发展经济。晨鸣造纸厂当时上新设备,我们去西安待了7天7夜。病了,难受也是硬挺着,陪着人家喝酒。到邹城跑项目,我们几个人到青州坐火车,在露天广场铺着塑料布睡到半夜才坐上火车,上火车后又一直站几个小时才到。那时的干部都这样。”我记得王伯祥的老伴侯爱英也说过:“老王吃饭快!有时菜还没上全,他就说饱了。”
为了达到宣讲要求,我们一次又一次找王伯祥了解情况,我们都不好意思了,他更觉得不好意思。有一次看了我们的稿子,他笑着说:“千万别拔高,我就是在任的时候,给老百姓办了点儿好事。其他的,真的没有什么。”
有关部门准备以他为原型拍电影,他不同意。“不搞那些虚的!”后来宣传部门反复跟他说,不是他个人的事,把他的事迹宣传出去,可以教育更多干部。他最后勉强同意了。但对剧本中的虚构情节,他很反感,他说拍什么也得实事求是,不能胡编。
记得2008年年底那次王伯祥和许学芳对话结束时,展望未来30年。王伯祥说:“经济发展了,我们有能力保障所有人的小康水平,在这个基础上,继续鼓励有本事的人获取更多财富。缩小贫富差距,不是把高的拉下来,而是要把低的往上扶。把顶上的往下压,不是办法,那不是公正,也不和谐。再有30年,有中央领着,咱们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就完全能够实现共同富裕。”
许学芳说:“到那时,咱可都90多岁了!”
王伯祥哈哈大笑:“那咱就好好活!等到那一天。”
那次精彩的对话,至今历历在目。很遗憾,王伯祥过早地离开了我们。我怀念他。愿他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