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情画意，怎能避开民间“烟火气”

　　□ 本报记者 于国鹏

　　著名学者、作家冯骥才先生今年迎来80岁生日。11月5日至6日，一场特别的文化活动“八十个春天——冯骥才与天津”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举办，祝贺他意气风发步入“80后”行列。
　　根据天津大学微信公众号的相关介绍，在活动开幕式上，冯骥才先生首发《冯骥才文化遗产保护文库》（十卷本）《俗世奇人：手绘珍藏本》两部新书。前者由学苑出版社策划出版，十卷逾260万字，收入了冯骥才关于文化遗产抢救和保护的各类文章，完整记录了他作为文化遗产保护的先觉者和先行者丰富艰辛的精神历程，对于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当代史具有重要的资料价值。“这里面放着我20多年的光阴，我人生中最好的时光都在里面。”冯骥才先生满怀深情地表示，“这部书留下的不是我个人，而是这一代人的足迹，我们的思考、我们的先觉、我们的困难、我们的追求、我们的价值观。”
　　冯骥才先生还是一位卓有造诣的画家。他画画可不是玩儿票性质，而是有根基也有成就。他7岁起就跟随名家学画，因为本就喜欢再加上名家点拨，打下了坚实的绘画基础。后来，因为身高1.92米，他被选入专业篮球队打篮球。因伤退役后，他重拾画笔，从此再没放下。22岁时，他还曾被调到天津工艺美术工人大学，教授中国画和文艺理论。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编校出版的《俗世奇人：手绘珍藏本》，收录了冯骥才先生30年来创作《俗世奇人》过程中保留的珍贵草稿、画稿。正因其兼通文学创作与绘画，所以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独门秘笈”：“有时文学的联想从图像开始，有时图像的联想从文学开始，这是我的一个独特操作。”
　　如果说，文学创作与绘画的融合之道给冯骥才先生的创作带来诸多助益，并赋予他的文和画与众不同的特色，那么对于地域文化、民间文化的关注和热爱，则是他创作的“根”与“魂”。正是因为善于从地域文化、民间文化中汲取丰富的养分，他的文章与画作既有文化底蕴又具时代精神，他的艺术之树始终生机勃勃，不断抽新枝、散新叶，常年绽放着满树繁花。
　　这种文化底蕴和时代精神，首先来自家乡的哺育，来自家乡文化的滋养。冯骥才先生的故乡是天津，他在这里出生、成长、求学、恋爱、走上新时期文坛，并展开在更多领域的探索与研究。他通过自己的作品，描述自己关于这座城市的时光与记忆。冯骥才说：“我的4部长篇写的都是天津，我的100来部中短篇写的也是天津。”正是出于对家乡和家乡文化的深情与热爱，冯骥才在天津发起了城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传统村落保护等文化行动。他说：“我还抢救、保护了很多天津的历史建筑、历史街区。”
　　对于冯骥才在这一领域的成果，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潘鲁生在新著《学高为师》中，专列一章进行介绍并给予高度评价，书中写道：“早在20世纪90年代，冯骥才先生就发起了对天津市商业老街的抢救行动，并进一步将抢救和保护的范围拓展到中国民间文化遗产相关领域。2002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之前，冯骥才主持的‘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已经全面启动。”
　　对地域文化与民间文化的关注与热爱、保护与研究，又反哺着冯骥才的文学创作与绘画，让他得以广闻博览、万取一收，创作内容丰盈、精神饱满，作品独树一帜、意味深长。冯骥才也多次提及这一点。例如，他在文章中提到，自己曾先后五次到泰山，前两次都是为了写生。回忆第一次到泰山写生时的经历时，他说，见到“五岳独尊”的泰山，“其顶天立地、崇山峻岭、长松巨石、深谷急涧，给我强烈的震撼”，在这种震撼中，他认真观察和感悟泰山，“在这里，我找到了北宋山水的精神和种种技法的来源，感受到这些技法充满生命感。”除了这些，他还有意外收获与惊喜，而这份意外的收获与惊喜，正是来自民间，来自当地的民间文化。他写道：“我还有另一个收获是意想不到的——那时，山中很少游人，更没导游，每个村民却都是一肚子关于泰山的故事与传说。我对民间和乡土的事向来感兴趣，便向山民探询，与他们攀谈；不经意间，这些充满人文魅力的传说滋养了我固有的文学潜质，使我对泰山产生了浓浓的‘文化情感’。”
　　可以说，正是这种民间文化滋养的文化情感与他的艺术才华相互激荡，不断激发他的创作灵感，不断催生脍炙人口的文艺佳作。这种文化情感如同一条虚实相间的彩线，把他那些散珠碎玉般的见闻与感悟串联起来，再经过他独具匠心的调度、摆布与编织，就串成了一件件五彩斑斓的艺术品。他说：“多年来，我为泰山写了许多文字，画了许多画”，“使众多关于泰山的散文源源不断地流淌出来，如《挑山工》《进香》《泰山十八盘图题记》《泰山题刻记》《傲徕峰的启示》和一本《泰山挑山工纪事》。”在这些作品中，散文《挑山工》先后被选入高中、小学语文课本，让学生当作范文来学习；这篇散文，不仅写得风景优美，故事生动，人物鲜活，还蕴含着丰富的哲理，越品越有味道。
　　不断从民间文化、民间文学中汲取营养，是文学艺术的生命力所在。从文学史的角度观察，某一种文学题材能否不断创新发展，与其吸收、消化与利用民间文化、民间文学的能力密切相关。如果不能很好地从民间文化与民间文学中汲取营养，即使创新也往往是热闹一时，很快就会成为过眼烟云，难有持久的魅力，难以成为“一代之文学”。著名文史研究专家周寅宾教授在探讨历史上的新体诗时认为，新体诗的成败，关键在于是否吸引民歌的养料和形式。当然，这里说的“新体诗”，需要进行一个界定。诗体的新与旧是相对的。比如，春秋以前，四言诗是新体诗；战国末期，骚体诗是新体诗；东汉时代，五言诗是新兴的诗体；汉魏六朝，七言诗也是新兴的诗体……他总结，在中国文学史上，有这样一条规律：一些成功的新体诗都是源于民间。
　　周寅宾特别指出，在中国诗歌史上，也出现过另外一些诗体，它们或是昙花一现，迅速被历史所淘汰；或是无人问津，一直得不到广大读者的承认。据《汉书·东方朔传》记载，西汉初年，东方朔曾创造过八言诗。清沈德潜就曾评价：“然东方诗不传，而八言体后人亦无继之者。”又据宋代严羽《沧浪诗话》记载，魏国末年的高贵乡公曹髦创造过九言诗。这种九言诗也没有流传……周寅宾说：“上述三言诗、六言诗、八言诗、九言诗以及‘三十字’诗体，它们的体裁句式还是有可取之处的，但它们为什么不能广泛流传呢？根本的原因在于这些诗体都不是起源于民间，不是在民歌的基础上产生的。”
　　那么，现代诗呢？其实也是如此。2020年，我曾经采访过青年诗人老四。老四原名吴永强，是一名1985年出生的“80后”，中国作协会员，山东省作协签约作家。当时，他的诗集《自白书》正式入选省作协“文学鲁军新锐文丛”第四辑。他供职于一家杂志社，我们都是媒体同行。在采访中，我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传媒人这份工作需要实践人们常说的“零度写作”，需要立场客观公正，避免个人情感对写作的干扰；但文学创作包括诗歌在内，又需要强烈的情感介入，需要笔触深入现实生活。这样的工作经历对于诗歌创作，是有帮助，还是会带来某些约束？
　　老四的回答也很坦诚，他结合自己的经历发表观点：“几次外出采访，直接给我提供了诗歌书写的思路。比如《秦岭道上》，那是2012年，我去重庆采访山东对口支援工作。在渝东北的山间游荡，地域的差异性让人印象深刻。采访结束后，我们赶赴西安，乘飞机回济南。沿途看到风景的变化，忍不住写下这首诗。还有《青海辞——兼怀昌耀》，应该是我目前为止最重要的长诗。那是2017年，去青海海北州采访山东对口支援工作。整个采访途中，我带着燎原的《昌耀评传》，前辈诗人在这里留下的足迹，给我提供了现实的参考。这首诗，写青海，也写昌耀，如果是单纯的旅游，估计写不好，深入采访，了解了山川背后的故事，才会将诗歌写好。”
　　歌谣文理，与世推移。无论什么时代，不管怎样推移，文艺创作终归还是不能缺了民间的烟火气。否则，生气就会被窒息，只不过或快或慢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