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东王氏十二姐妹是胶东抗战史上的一段传奇，一个佳话，至今为人津津乐道，毋庸置疑，传奇里也有平淡，佳话里也夹杂着难以面对的苦涩。

胶东十二姐妹

　　□ 铁 流 赵方新
　　在如火如荼的胶东革命历史长卷中，有一段由十二名女性书写的传奇故事，她们就是抗日战争时期著名的“胶东十二姐妹”。她们并不是亲姐妹，但当她们得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天福山起义”打响了胶东抗战的第一枪后，有的放下锄头，有的走出闺房，有的和自己富裕的家庭决裂，竟在同一天奔赴文登县大水泊村（现威海市文登区大水泊镇）参加了八路军，为便于开展隐秘工作，依次起名为王大、王二、王三，直到王十二。
一个“新我”诞生了
　　1938年1月，荣成县城被隆冬的严寒紧紧包裹着。
　　荣成民众教育馆的一栋瓦房里，李淑媛和蔡玉君正在商议河山话剧社的演出，有人推门而入，把一封中共荣成临时县委书记曹漫之的信交到她们手里，正是这封信，开启了两个人一段别样的人生历程。
　　1月20日，天蒙蒙亮，街上行人寥寥，北风像小刀，吹得树枝颤悠悠嗦嗦响。沉重的城门吱呦打开，这两位十七八岁的姑娘挎着包袱风一样刮出来，踏着晨曦向西而行。
　　文登县大水泊村是个古老的大村镇，此时热闹非凡，热气腾腾，这边大秧歌扭得欢实，那边舞台剧演得慷慨激昂，这边“三军”（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战士在演练刺杀，那边宣传队员振臂高呼……李淑媛、蔡玉君仿佛一头撞进了一个陌生的世界：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苏区”吗？
　　她们循着老乡指引的方向，好不容易找到设在一所大院子门口的“三军”报名处，只见人头攒动，乌乌泱泱，她们直奔正房，李淑媛跟一个正要出门的穿黄军装的人迎面撞到一处，那人“哎哟”一声，闸住步子。
　　蔡玉君看出这人肯定是“三军”的领导，就把曹漫之的信交给他，他展开看了看，说：“老曹他们已经到了，正在忙着整编队伍，你们先到西厢房住下。”
　　这是一处三间通开的房屋，非常轩敞，桌椅板凳齐全，南北各有一盘大土炕。
　　两人新奇地打量着屋内的陈设——这里就是她们开始新生活的起点了。
　　门口光线散乱，投射进一个苗条的影子，来人向李淑媛、蔡玉君伸出手，自我介绍道：“我叫王爽兰，也是来参军的。”李淑媛听出她的口音有点荣成腔：“你也是荣成的？”王爽兰说：“我是崖西镇的。”蔡玉君热情地说：“这么巧啊！我们是城厢的。”三个人很快熟络起来。
　　又过不久，门口站了一个人，屋里霎时转暗。
　　王爽兰迎上去问：“你找谁？”那人说：“我来报到的，被安排住到这里。”“快进来吧！这里有热水。”李淑媛高声招呼着她。她提着一个行李包，很是娟秀的样子，但眉目间挂着疲惫的淡淡的忧伤，还有一丝丝警惕。
　　蔡玉君上前接过她的行李，王爽兰端给她一碗水，她喝了两口，说：“我叫林治惠，是文登的。”
　　王爽兰牵住她的手：“我叫王爽兰，这位是李淑媛大姐，这个俊小嫚儿叫蔡玉君。”
　　林治惠问：“几位姐妹都是来参加‘三军’的吗？”
　　王爽兰银铃似地答应着：“是啊是啊！我们三个都是从荣成赶过来的，我来的时候天还不亮呢，我打开门就往外跑，我爹娘听见动静还喊呢：你这个傻妮子，咋起这么早啊？我说我跟同学约好去荣成借书。你离这儿近，怎么这晌儿才到呢？”
　　林治惠稍微犹豫了片刻说：“我准备出门时，跟俺爹吵了一架，是俺娘看不下去，抱住他的腰，让我逃了出来。”
　　陆续又来了几位：王育芝、荣修春、于潜、杨桂芬、刘成、梁妙吉、周文、刘毅。本来觉得挺宽敞的屋子，顿时拥挤了，你一言我一语，叽叽喳喳。
　　黄昏时分，两个人走进西厢房，姐妹们一看他俩的装扮就知道是有身份的人，立时静下来，不自觉地围在他们身边。
　　李淑媛、蔡玉君认出其中一人就是她们遇见的那个人。另一个穿着棉袍、戴着貂绒帽子的人说：“我是大水泊地下党员于烺，这位是胶东特委副书记吕其恩同志，他特地来看看你们。”
　　吕其恩挨个打量一遍，笑眯眯地说：“你们冲破重重阻力来参军，很了不起！我们党主张男女平等，在抗日救国大业上，你们不做旁观者，做了奋勇投身的参与者，我代表特委对你们表示热烈的欢迎！”
　　于烺说：“你们这段时间就住在大水泊，有事情就找我，我可是本地的‘坐地户’啊。”
　　姐妹们崇敬地看着他们，尽力把每句话每个字都牢牢记在心里。
　　入夜了，西厢房里无人入眠，兴奋了一天的姑娘们依然那么兴奋，围在一张八仙桌旁天上一句地上一句地聊着，嘻嘻哈哈，手舞足蹈，个顶个的精神十足，原来那点生分早被大风刮跑了。
　　忽然大家就说到了参加革命的人的代号问题，李淑媛说：“我们也学着那些同志们弄个化名，以后对外就叫化名，没人知道咱们的真名，不就牵连不上家里人了吗？”
　　“怎么起这个化名呢？”有人抛出一个问题。
　　这难不倒李淑媛，她说：“古书说有缘千里来相会，咱们十二个姐妹有缘在这里相聚，我们不如就用一个姓来取化名。从一到十二地叫，外人还以为咱们真是一个爹娘生的哩。”
　　周文说：“这样确实好，简单易行！叫着也顺嘴，王一，到！王二，到！王三，到！”逗得大家笑成了一团。
　　蔡玉君说：“我建议啊——只是个建议——仅供参考，咱们不论岁数大小排名，就按先来后到排名。”
　　没有异议了，姐妹们开始报出自己到大水泊的时间。最先来到的是李淑媛和蔡玉君，两人中李淑媛年纪大，她自然而然成了“王大”，蔡玉君当了“王二”，下面依次是：王爽兰王三，林治惠王四，王育芝王五，荣修春王六，于潜王七，杨桂芬王八，刘成王九，梁妙吉王十，周文王十一，刘毅王十二。
王四泼
　　王四还不叫王四的时候，就开始品尝生活赋予她那颗敏感心灵的苦涩：读中学的她由父亲做主，嫁进了毕家，呀！她的女婿毕务滋才十五岁，比她还矮一头多，说话奶声奶气。婚后一个月，王四脱下嫁衣，剪掉长发，走出婆家门，经同学介绍到南马村小学当了一名教员。
　　“三军”在天福山崛起的消息插了翅膀一样飞遍胶东，王四又怎能不耳闻一二呢？更何况，她昔日的不少同学都跟胶东党组织有着或明或暗的联系，有人告诉她“三军”已经进驻大水泊，正在招兵买马。她兴奋地辞掉教职，大大方方走进了文登城东关的林家大院，她这次回来是一次正式的宣告，也是最终的诀别，她告诉苦命的母亲：“我要去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了！”
　　她爹气得胡子直抖：“你不知道丢人现眼，俺林家还要这层面皮哩！”
　　她回击道：“丢人现眼的是你这样的自私鬼，肚子里整天拨拉自己的小算盘，你们阻止我，就是破坏抗日，这个罪名拉出去就是枪毙！”吓得他们都钉在原地不动了，王四旁若无人地收拾好自己的衣物、书籍，径直往外走去，她爹挥着手杖想追打上去，却被她娘猛地用力抱住，缠在厅堂上。而从林家走出来的林治惠，站在灿烂的阳光里，浑身散发着傲人的光芒，很快她就变成了赫赫有名的“胶东十二姐妹”中的王四。
　　王四跟随“三军”辗转于胶东各地，一头扎进妇女工作，她身上焕发出的力量都让她自己感到了惊讶：她那么机警地穿过敌人的封锁线，就在敌人的鼻子底下，几个月前这种事她连想都不敢想；她那么耐心地跟大嫂大婶拉家常，那些土得掉渣的方言俗语从她的嘴里吐出来，那叫一个顺溜！她领着姐妹们做军鞋，随口教她们唱“新的女性”，就像在唱自己的故事，感染得自己热血沸腾；她偶尔也会想起那个“小丈夫”，她决定给他写封信，不，严格地说是写给她公公的，她告诉他，自己已经参加革命，而参加革命就意味着可能会牺牲，别再等她了，快给丈夫再觅佳偶吧……
　　王四的泼辣给她赢得了一个“王四泼”的美誉。又因为她的年纪大，处处以大姐的态度关心同志，为战士们缝缝补补，洗洗涮涮，许多人都叫她“王四大姐”。
　　1939年下半年的一天，王四接到了派她去胶东区委党校学习的命令，她兴奋得一夜没合眼，新的学生生活让她有许多期待。她翻山越岭，赶到党校驻地掖县三元乡上庄村。
　　在党校附近的山村里，还隐蔽驻扎着胶东区党委和《大众报》社。王四见过《大众报》社社长袁时若几面，他文静儒雅的样子下藏着一颗激情澎湃的心，他到党校讲过课，学员们围着他，问东问西，他始终带着笑意倾听，带着笑意解答。
　　平静的学习生活抚慰着她那颗劳碌的心，有时她会想起苦命的母亲，甚至还会惦记一下她那个死倔臭硬的老爹……
　　12月9日上午，学员们正在教室里上课，窗外传来飞机的轰鸣声，一颗炸弹在不远的农家屋顶上爆炸，惊恐的哭喊声，房屋倒塌的闷响，鸡狗驴牛混杂的叫声，浓烟吞噬了整个村子。
　　敌机飞远了，学员们在教师带领下迅速转移到不远处的几个山洞里。
　　下午二时许，区委党校与《大众报》社在狍峱山顶合编成一支临时行动大队，报社警卫连连长龙飞任大队长，李辰之任政委，党校教员陈亚生带领几名熟悉本地情况的学员组成特务班，负责侦察敌情，领路突围。
　　天黑下来时，彤云遮蔽了星光，黑得伸手不见五指。
　　临时行动大队悄然向招远方向疾行。天空飘下了鹅毛大雪，龙飞命令队员把棉袄反过来穿，露出里面的白里子，这样很容易跟白皑皑的雪地混为一体，以防敌人侦察。一个意外发生了，因为夜色太浓，风狂雪骤，向导辨不清道路，队伍在山沟里兜来兜去，天将拂晓时，还没走出三元乡。队员们又困又乏，李辰之、袁时若决定找个村子修整一下。他们就近摸进了一个村庄。
　　这个村子是位于三元乡东北的河南村，村支书一见是八路军的队伍，热情地跑出去“号房子”，等他跑到村西北时，一眼瞭到了正弯着腰向村里摸来的鬼子兵，再跑回村里送信已经来不及了，他跌跌撞撞地找到隐蔽在一堵矮墙后的岗哨，指给他看摸上来的日军，岗哨毫不犹豫地举枪开火，以此报警。龙飞、李辰之立刻指挥队伍向村外转移。日军迅速派骑兵从村北绕过村西向南包围，在村南的小山包上架设起了轻重机枪和小钢炮、掷弹筒，拦住了我方人员突围的去路。
　　李辰之和袁时若在指挥战斗中，先后牺牲，龙飞被毒气熏晕，踉踉跄跄倒地不起。在这危急的时刻，王四带着同志们冒着敌人的炮火冲出了重围，正当队员们跑到一片树林前时，不知谁把一支步枪丢在了身后，王四想都没想，转身跑回，去捡那支落在雪地中的枪，她的身子略微前倾，手臂前后交替摆动着，脚下踢起纷纷的雪花，她的想法很简单：手中多一杆枪就意味着可以多杀一个敌人，她弯下腰去，就在手指即将碰到那支步枪的刹那，一颗子弹打在她的腿上，她捡起枪，一边向敌人射击，一边后退，鬼子一步步紧逼上来……
　　当增援部队赶来，同志们抱起血泊中的王四，齐声呼喊着她的名字：“王四——”
　　……
　　王四生前给公公的信转到了丈夫毕务滋手里，信上说：“我参加革命随时都可能牺牲生命，但为了民族不受日寇蹂躏而牺牲是值得的。告诉务滋不要再等我了，我已把我的一切交给了革命事业。再给他重新订一门亲事吧，祝他找到自己灵魂的归宿……”毕务滋读着信，泪水吧嗒吧嗒落在信纸上。在不知不觉间，毕务滋完成了从一个少年到成人的蜕变，他1938年10月参加了抗日游击队，半年后壮烈殉国于疆场。
　　王四的三妹林治华、二妹林治桂从小就仰望这位独立而有主见的姐姐，当她化作一颗星辰挂上夜幕，她们在她的照耀下，义无反顾地踏过林家那道高门槛，追随着姐姐的步伐走向了血火奔腾的抗日前线……
火嫚儿
　　王九扔下锄把子走出家门，也算得上水到渠成的事。
　　两年前村里来了地下党，悄悄在山脚下两间看山的屋子里搞“冬校”，教人们识文断字，宣传抗日救国和妇女解放。王九好热闹，跟着姐妹们去听了几次课，就被那几个讲课的“先生”迷住了，她不明白为什么都是一样的人，人家的脑壳里就装了那么多新鲜东西，仿佛是一个巨大的宝库，你想问的问题的答案都在里边放着，人家随手取出来，说得你心服口服。
　　她傻乎乎地问“先生”：“什么叫解放？”
　　那个面容清秀的年轻人说：“解放就是放开捆绑在我们身上的思想枷锁，冲破原来的生活小圈子，投入到火热的社会生活中，去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
　　王九更迷糊了，这一串陌生的名词犹如天外飞来的陨石撞击着她，让她本能地害怕，本能地产生抗拒，但是害怕的背后还有隐隐的期待，是的，她渴望走入那个陌生的充满魅惑的世界。她渐渐地了解到要走向那个世界，必须敢于抛弃原来的生活，原来的旧我。这或许就是王九之所以成为王九的根缘吧。
　　在大水泊的日子里，王九跟王八特别“对撇子”，可能是两人出身差不多的缘故吧，而王八的遭遇比她悲惨得不是一丝半毫。
　　王八的老家在沂蒙山里的一条山沟沟里，十岁那年她被两个人贩子拐到石岛，后来又被转手卖给车脚河村的一个财主做了妾。
　　这个比王八大二十多岁的男人怕她跑掉，给她上了脚镣，当奴隶使唤。她的遭遇传到外界后，引起了社会公愤，纷纷指责她的丈夫没人性，当地党组织号召农民起来“反剥削反恶霸”，派妇女干部上门，义正词严地警告她的丈夫，要求他无条件给王八解开锁链……鸟儿一旦自由，就要飞向蓝天。当天夜里，众人熟睡后，她收拾个小包袱，隔墙扔出去，爬上墙边的一棵老槐树，抓着树枝荡到墙头上，缓缓缒下身子，够不到地，跳下去，崴了脚，摸到包袱，一瘸一拐跑出村子……
　　王八讲述过程中，王九搂着她哭了好几回。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她俩形影不离，训练一起训练，吃饭一起吃饭，一起到群众家搞调查，一起参加节目排演，王大说她俩属黏黏胶的，粘到一起了。1938年8月，党组织在文登县大水泊镇西南台村举办妇女培训班，王九、王十、王十一被选去学习，这下子王八有点不乐意了，闹着也要去，王大批评了她，她噘了好几天嘴。
　　培训班结束后，王九跟同是文登人的荣敏之一起被分到文登县，跟随中共文登中心县委活动。
　　又经过一年多的淘洗打磨，王九告别了羞涩，辞退了胆怯，出落成一名真正的战士，走路一阵风，说话不含糊，干事小老虎。她风风火火，大大咧咧，工作没得说，业余还是大伙的开心果，你跟她开玩笑，开不恼，她都替你着急。战友们看她干事跟踩着火一样，加上热情似火的性格，都叫她一声“火嫚儿”。
　　王十一和她的妹妹周武去了荣成县。王大带着王八跟随胶东区党委妇联活动，王大渐渐走上妇女工作的领导岗位，王八一直在区妇联做后勤，王二被调到了五支队国防话剧社任指导员，王三辗转去了鲁南，王十二去了栖霞县。十二姐妹经过短暂的相聚，被一阵风吹散到了各地。
玫瑰与苦酒
　　一个人心里藏着秘密是幸福的，但也可能是痛苦的。王六心里藏着一个很大的秘密，这个秘密的源头是一个男人的白净文雅的笑脸，尤其是那双流溢着热情光波的眼睛。
　　他叫田百川，文登县本地人，她的算术老师。
　　他曾给她讲国内外形势，讲一个叫共产党的组织如何为穷人闹革命，吓得她多半宿睡不着觉，她感觉他说的这个组织是专门对付她这样的家庭的，她当然也不例外。他告诉她出身不能选择，但道路可以选择。她看着他说你的道路就是我的道路。
　　有一天，田百川约她到召文台见面，他告诉她他要走了，组织安排他跟着“三军”西去，他必须和她分开了。他反复嘱咐她一定要去找他，他在前线等着她，千万不要再回到那个封建腐朽的地主家庭了。她郑重地点点头，我一定去找你！
　　田百川离开文登城的背影可能是她印象最深刻的影像了——他带走了一个少女的梦。
　　她要去参加八路军的想法在父母看来真是离经叛道又离谱不着调。他们只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已远嫁他乡，偌大的家业要靠她来继承，怎么能想怎么就怎么、说走就走呢？
　　她的态度像一块铁板，他们的乞求被冷冰冰地弹射回来。她骑上自行车赶往了大水泊，她似乎看到一片阳光照耀的鲜花，她心心念念的田百川就站在春风簇拥的花海里等着她。
　　等她到了大水泊，看着身边攒动的陌生面孔，她有些惶恐，她要找的那个人在哪儿呢？一个姑娘家怎么好张口去询问一个男人的所在。她被领进一个大院子，跟一些同样陌生的姑娘住在一起，她的心稍微安定了。她很快被周围火热的环境同化了，她变得活跃起来，跟姐妹有说有笑，但她的笑容里藏着一丝丝落寞……
　　不久，王六被调到了平度县工委任妇女干事。
　　没事时，她站在工委驻地门前眺望着葱葱郁郁的大泽山，那连绵起伏的山峦像一道道画屏，从近及远，由浓渐淡。已是初秋时节，山里的果子喜盈盈地熟了，飘送着诱人的香甜气息。平时的工作还是从这村到那村，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组织妇女识字班，教唱抗日歌曲，发动女同胞送丈夫上前线……她对这些工作已经很是娴熟，渐渐得到了领导和同志们的认可，她也对多半年以来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变化，感到不可思议。唯一的缺憾依然藏在心里，岿然不动，她太需要一个人倾诉了。
　　就在这时，上级派来一个叫慕显凤的妇女干部，两个姑娘很快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王六把那个从不曾对人说过的秘密告诉了慕显凤。
　　慕显凤趁着外出，不住向人打听田百川的音讯，可是这人就像从地球上消失了一样，谁也不知道他的下落。
　　这年冬天，她们两人跟着平度县工委组织部长周方去一个小山村发动群众支前，散会后，周方留下她俩说话，问了不少王六的家庭、学习、生活情况，王六一一回答，慕显凤看出她几次想向周方提问，可是最终没有鼓起勇气。她便脱口而出问道：“周部长，你认识的人多，你见过田百川这个人吗？”
　　周方摇摇头：“我从来没听到过这个名字，他是干什么的？”
　　慕显凤叹口气：“他是文登的地下党，后来跟着‘三军’到蓬黄掖开辟根据地来了，他这一走，没了音信，可苦了家里人喽！”
　　周方似乎明白了一点什么，说：“看来这个田百川跟你关系非同一般，但我得实话实说，我们的队伍现在很分散，处境也很艰难，要想找个人困难不小……”
　　当晚王六失眠了，她瞪大眼睛，望着漆黑漆黑的夜，欲哭无泪。
　　后来，慕显凤回忆这段的经历，透露出无比的遗憾：革命催熟了情感的果实，却没有催熟理智。她说：“现在回想起来，我们两个十六七岁的姑娘，真是太年轻了，总感到这是自己的私事，其实只要向组织报告，由组织出面帮助寻找，是不难找到的……我们就是碍于面子，也太没有社会经验了。”
　　她们再次相见，已有了两世为人的疏离感。
　　这天，慕显凤接到东海特委的命令，让她到文登县委来一趟。她赶到文登县委，接待她的是文登县妇救会会长荣敏芝。荣敏芝告诉她一个震惊的消息：王六脱离革命了。
　　原来王六到文登县委报到后，就请假回家探亲，到家后见到父母年迈，加上老人苦苦哀求，就传回来话说“不革命了，读书去”，已经半年多没有归队了。
　　荣敏芝说：“组织上的意思是你跟王六熟，我们一起去做做她的工作，希望她能回来。”
　　她们冒着大雪赶往王六家所在的江子荣家村。路上慕显凤设想着王六的样子，真的见到后，还是大吃一惊：眼前的王六——不，荣修春——一副洋学生的打扮，一头披肩长发，一顶天蓝色绒线帽子，一件古铜色缎子旗袍，一双黑色棉皮鞋。荣修春正在院子里玩箩筐扣麻雀的游戏，看到慕显凤和荣敏芝走进来，吃了一惊，随后极不自然地把她们让进屋里。荣敏芝代表县委跟她谈话，要求她回到组织里来。荣修春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要革命就不上学，要上学就不革命。”慕显凤对眼前的这个荣修春也很陌生，虽然苦口婆心，劝了又劝，无奈她已经铁下了心。
　　两人悻悻地冒雪返回了。
　　后来慕显凤得到的关于王六的消息越来糟糕：她考上了文登中学，后来学校因为战事而停办，她回到本乡当了一名小学教师，却被一名伪区长诱骗同居，不久被抛弃，只好回到父母家中……代替父母收租，放高利贷，在疾风骤雨般的“土改”运动中，荣修春被揪斗，被唾弃。那时候，再没有一个人把她跟那个抛弃家庭投奔革命、追求自由爱情、活跃于抗日根据地的王六联系在一起了……
　　一切就像一场梦，来有信而去无痕。
　　那么田百川到底去了哪里？原来田百川参加完天福山起义后就改名为田野，1938年1月任“三军”十一大队指导员，参加了突袭牟平城和雷神庙战役，此后先后任八路军山东纵队五支队组织科长，胶东军区组织科副科长，胶东抗大二营教导员，胶东军区十六团政治处主任、政委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南下，历任中南军政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南军区空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中南空军工程部政委等职。到底田百川找没找过他曾经的恋人，这是一个永远的谜。
　　其他姐妹的履历大体如下：
　　王大后改名王达，一直是胶东妇女界的领导，后与胶东区南海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梁岐山结婚，1949年随军南下大西南，先后任四川省万县县委书记、地委副书记、省广播事业局副局长，中共八大代表。她在主政四川省广播事业局时，在剑门关上修建了一座广播信号插转站，使中央电视台的节目经此传输到了四川、云南、西藏等地。她引此为豪，留下遗言，死后葬于此地。1995年去世后，她和丈夫的骨灰一起安葬在剑门关上的信号塔下。作为流落异乡的革命者，这位胶东女儿，此举是否也有登高眺望黄海之滨的故乡小城的意思呢？
　　王二后改名王军，1939年赴延安学习，先后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生连区队长、排长，后参加了大生产运动，又入中央党校学习。解放战争时，王军随吕其恩赴东北开展敌后地下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任黑龙江省副省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2014年去世。
　　王三后到鲁南的蒙阴县，遇到了担任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的徐向前，两人在沂南县牧马池村结婚。因为性格不合，几年后离异。新中国成立后王三在黑龙江省委党校担任过领导职务。
　　王八给东海特委妇女部长曲韶华做过勤务员，新中国成立后到沈阳军区做后勤工作。
　　王十一先后担任过荣成县、威海卫特区妇救会会长，新中国成立后任国家计委处长。
　　王十二的情况比较复杂，她先是担任栖霞县妇救会会长，1942年日伪军对胶东区“大扫荡”时，与丈夫邹本兰被捕，投降烟台日军，成为驻烟台日军特高课的一名特务，因为熟知我方情况，对我方造成很大的破坏。烟台党组织为监视她的行动，派烟台张裕酿酒公司创始人张弼士的孙女张世禄，以打字员的身份，进入特高课，开展反特活动。这当然又是一部刺激惊险的“谍战片”了。烟台解放时，王十二与丈夫在轰隆隆的炮火声中仓皇出逃香港，下落不明。
　　王五、王七、王十情况模糊，似乎更像一场大戏里边缘人物，没有留下多少踪迹。
　　胶东王氏十二姐妹如同一束强光，照亮了大水泊的夜空，从来都是男人出将入相的舞台，突然被十二个女子瓜分了戏份，她们的加入，使胶东抗战这部大剧变得更加绚丽多彩，更加摇曳多姿，也将一段玫瑰色的记忆永远留在了那个血火奔涌的年代里。